万通中心的一间书房里，掌门人冯仑翘着二郎腿歪坐在沙发上，他的左手边坐着看上去并不太像当代艺术家的管勇，白衬衫的每一粒扣子都工整地扣好，面色有点严肃。相反，冯仑穿了件我们都不认识的品牌的高尔夫系列短袖条纹T恤，加上懒散的坐姿和时不时冒出来的荤段子，看起来倒是更艺术些。

这俩人在这次谈话之前相互并不认识，算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，生活轨迹几乎不会有任何交集。冯仑从一个会议赶到另一个会议，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办公室，管勇因为北京市里停不了的拆迁，和许多艺术家一样有些狼狈的被“赶”出草场地，新的工作室才刚刚落停。

在不到一个小时的对谈里，有火花，也有两个群体间的陌生而带来的隔阂。

对谈

要艺术，更要独立

冯仑：我之前也“艺术”过，外滩三号做一些展览的时候，我给他们写过东西；翁菱的那个空间（天安时间）的院子，前门那个，我有股份。但是我只对艺术观念有触及，对艺术家和作品都不太了解，像管先生，我是第一次见，之前也不了解。

管勇：其实，我的作品其实就是强调一种反思，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，不管是文化还是经济，都在一个重构的时期，需要我们反思的东西很多。

冯仑：所以说好的艺术家一定是具有批判性的。你看那些政治波普的东西，里头都是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，当然，艺术家要有独立的精神，不然就跟以前单位的宣传员一样了。

管勇：我理解您说的独立的意识，其实最根本的是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，“知识分子要独立，必须首先要经济独立”。

冯仑：这话说得很对，要像鸟一样，想飞哪飞哪，自己谋生，自由迁徙，别跟一个单位里领工资，和着你多说一两句反思和批判，这个月就扣二百，那不成，那不叫自由，就不能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或者知识分子。

管勇：其实中国现在的环境，在我看来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快要灭绝了，土壤太不适合生存。

冯仑：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，是相对农业社会的，接受点教育就是知识分子，欧美社会说的是公共知识分子，因为多数人都是大学毕业。最近有个调查很好玩，中国1000个亿万富翁里64%是本科以上，算上大专就到了70%，最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这64%里，最多的是北大的。我估计再过十年，咱就跟美国一样了。但是现在好些人不承认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，比如韩寒，他说他不是，但是我看来，他经济独立，自己挣钱，不依附于任何一个单位，想说啥就说啥，有点儿那个意思。

要消费，也要环保

冯仑：其实说到消费和环保这个话题，我觉得谁也别端着，往脸上贴“环保主义者”，贴标签这个事特别讨厌，你老把“我是处女”挂嘴上，太招人烦，谁要是见人就说“我带着心脏在街上走”，肯定是脑子有问题，你带就带呗，好像谁没有似的。我今天贴一标签“环保主义者”，管老师没贴，好像就立刻矮了一截（管勇笑），回头管老师也贴一个，我俩就一拍手相认了：哟，原来是哥们儿！

教授和文盲，坐了十年牢出来，头三天干的事是一样的――先吃肉，然后找女人，再找个地儿住下。第四天教授才开始做学问，文盲可能一直按着头三天的生活继续。中国人刚刚富起来，消费是不可避免的，也是必须的，现在消费了十几二十年了，到了考虑环境的问题的时候了。但也不是说就从此不消费了，该有的还是有，只是要选更健康的方式。

公司不会买150万以上的商务车给我坐，我也不会答应，我不抽烟不喝酒，高管的办公室你们都可以去，没有奢侈品，就是正常的办公环境。有些民营老板出门开五辆车――前导、安保、秘书、护士，哗啦啦带一大帮，没必要，我出差就我一人。该请客的时候也不能含糊，不能说我们找一个十块钱的地方吃饭吧――不过我还真找过，太难了。

管勇：和企业家比起来，艺术家的生活已经算是很环保的，我们都住村里，工作室装饰也不多，为了能节省一些电费水费，大家都很自觉地关灯，也爱干净，这样可以少用钟点工。我觉得艺术家其实有一点好，就算生活在城乡结合部，也能把生活搞得有点情调，钱不够可以拿艺术来补，搞点诗意不难，我们最少有审美来帮忙嘛！

冯仑（笑）：对，管勇一说我想到落魄的时候了，住个8平米的小屋，没钱买家具，就去买了好多草编的筐子，拿回来一放，非常有感觉！这叫用高雅掩盖贫困。艺术家在这方面很有意思，他们对环保的推广是不可缺少的一个力量。

管勇：艺术家做环保，说实话，在此之前都是一个很虚的概念，除了用作品表达之外，艺术家个人其实不太好表达自己的社会责任。这次我捐了画，如果能筹到点钱帮助做环保的人，我觉得这层关系就实了。

冯仑：艺术家和企业家两个群体，其实有很多不同，一个负责管理，一个是感知、创造，本来两者在一块谈公共话题，就能撞出很多新角度来。环保在很多人的帮助下，概念的推行已经很好了，城市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么做是对的。这一次有新的血液进入，对于阿拉善来说，是个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