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剩勇　　浙江武义人，现任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西湖学者特聘教授，兼任浙江省政协常委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――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。

一项在学界争议多年的改革，终于在浙江迈出了第一步。

许多学者认为，“市镇化”是实现城市化的首选道路，然而由于种种现实难题，“市镇化”止步于学界、止步于提议。

2月22日，在温州市强镇党委书记的座谈会上，温州市委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邵占维要求，努力把鳌江镇、柳市镇、塘下镇等5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“镇级市”。这意味着国内将首次把“镇级市”这一概念写入官方文件，“市镇化”在锐意创新的浙江迈出了第一步。

在当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，“镇级市”试点怎样突破体制的瓶颈？它相比以往城市化的做法区别在哪里？具体实施过程中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？本期访谈邀请知名学者、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剩勇，就此话题展开深入解析。

“镇级市”的实质就是

新型“城市化”

赋予它一些执法权、审批权等，但是财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下放，“镇级市”从表面看来是强镇扩权，深层次上可以看作是“城市化”推进的又一方向

《评论周刊》：“镇级市”改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
陈剩勇：这次的“镇级市”改革牵涉强镇扩权，将权力下放。其实这几个试点镇的行政级别并没有改变，但为了满足地方管理的需要，赋予它一些执法权、审批权等等，但是财权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下放。“镇级市”从表面看来是强镇扩权，深层次上可以看作是“城市化”推进的又一方向。

《评论周刊》：浙江省内经济发达的区域很多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几个镇？

陈剩勇：首先，温州的官员抓住了当前国家提倡的小城镇建设的契机，大胆创新。其次，也是由这些地域的自身发展需要决定的。此次作为试点的5个镇工业化相对发达，服务业相对落后，当前的政府管理机构、公共服务设施已经不太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，所以迫切需要通过制度改革来推进发展。

《评论周刊》：由于试点镇没有最重要的“财权”，这是否会影响到这些城镇想做事，想搞建设，却仍然苦于无米下锅，或者仍会掣肘于县级行政部门？

陈剩勇：行政管理机构的变革仅仅是走出的第一步，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。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、公共服务机构的完善需要有充裕的公共财政做保障，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税制变革。

我在今年的省两会上对小城镇建设提了三点建议，第一是需要创新管理体制，用管理城市的体制来管理小城镇，包括行政管理机构、基础设施、服务机构都要与之配套，当地居民应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；第二就是公共财政问题，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建设需要由公共财政作为保障；第三是目前城镇发展混乱无序，小城镇的规划建设要跟城市同等对待。

有些大城镇，可能贡献了10个亿以上的税收，但是这些税收都层层被剥离给了国家、省、市甚至县。在镇一级财政体系下，返回给地税这一级，几乎是没有的。有的是什么呢，是“人头费”，镇政府这些工作人员的工资，是由县财政拨付的。但在实际操作中，相当多的县连乡镇一级政府职员的奖金都不拨付。连奖金都得不到保证，就更别提为乡镇提供公共设施建设和服务所需的资金了。